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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鼓浪屿! 潘维廉博士, 厦门大学出版社 Buy in Xiamen bookstores or Order Online   英文    Gulangyu Main Page

鼓浪屿——中国现代教育的摇篮
Scholar Bureaucrats   Educational Reform   首创女子教育
马约翰 ——鼓浪屿现代运动先驱   安息日会的美华学校
林文庆博士—“新加坡贤哲"   一个外国人眼里的林博士  
卢戆章——拼音和标点之父

科举考试—— 一生难以摆脱的困扰 “对于不屈不挠的应试者，科考的落榜不会令他垂头丧气或心灰意冷，有时连续拼搏了一辈子却还不能及第。举个例子，在参加定期会考的10000名贡生中， 就可以找到祖父、儿子和孙子同为考取同一官衔或同一阶位而来。1889年，福建总督报告说，在福州的秋季考试中，有九名考生年过八十，还有一位年逾九旬。还有一次，三十五名应试者年过八十，十八名年逾九旬。如此面对逆境百折不挠、坚持不懈作鲤鱼跃龙门式的冲击……除中国以外是难得一见的。假如中国的教育方法顺应西方的理念……中国的学识水平定然是一流的。” 毕腓力 1912, p.84 (Philip Wilson Pitcher, In and about Amoy, 1912, p.84)

整整1500年，中国的学者为了功名而背诵儒家经典文篇、创作策论和对联。然而，随着世界各国趋于融合，中国领导人最终看到，滋生出被毛主席称之为“士大夫”而沿袭了1500年的儒家教育体系必须革新了。小小的鼓浪屿对中国现代教育的影响是其他地方难以相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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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al reform 鼓浪屿不仅培养出了100多位知名的音乐家，也造就了其他蜚声海外的人才，如作家林语堂、艺术家周廷旭、天文学家余青松（1897-1978）以及中国的第一位现代运动教练和体育先驱马约翰。鼓浪屿首创女子教育，培育出了诸如妇产科先驱林巧稚女士和世界著名指挥家郑小瑛女士这样的天才。
鼓浪屿的教育改革始于19世纪的新教传教士之手。他们开办了20所不同的学校——从中国的第一所幼儿园到职业学校直至学院。中国的第一所日校是1845年由弼来满在鼓浪屿设立的。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养为霖开办了福建的第一所女校。
伦敦差会设立了福建第一所天主教学校“圣道学院”，以及鼓浪屿的第一所小学 “福民小学”1和第一所中学“澄碧中学”。中国学校的教材由中国教育部门编撰印刷，而基督学校则自己编写教材。美国归正教普及《基督教三字经》，提出他们的首要目标是传播福音而非教育，但即便是中国官员也承认，这些教学大纲有助于振兴中国的教育。
作为中国最早的幼儿园之一的“鼓浪屿怀德幼儿园”，建于1898年初，就在如今的日光幼儿园所在的位置，和两所1881年建于鼓浪屿的中学于1907年合并为“三教联合中学”。

“鼓浪屿养元小学”1889年成立于厦门，1929年搬到鼓浪屿，校友中不乏有诸如作家林语堂和天文学家余青松这样的名人。
“同文学院”由当时的美国驻厦领事A. Burlingame Johnson先生始创于1898年， 1902年搬到厦门岛一处更大的地方。中国富豪资助该校并成立了理事会，由美国领事担任理事长。
天主教堂附近的“维正小学”由马守仁设立于1912年，解放后改名为“龙头学校”，后归并到“鹿礁学校”。
“福民职业学校”于1921年由叶谷虚等人设立于“福民小学”校内，即现在的“鼓浪屿笔山小学”。该校扩建于1925年并更名为“闽南职业学校”，但1938年日本侵占厦门以后被关闭了。
从1942年到日本战败期间，美国和英国教堂的附属学校遭受停课。英语和基督课程遭禁，学生被迫学习日文和印度佛教。1949年以后，政府接管了教堂办的学校。1952年，“田尾女学堂”被改为“厦师附小”，又于1960年被命名为“第一中心小学”，也就是今天的“人民小学”，其校舍就在田尾路14号省政府疗养院的食堂所在的位置 Back to top

首创女子教育Pioneering Women's Education 美国归正教于1845年在厦门寮仔后 开办了它的第一所小学，并于1847年设立“厦门女学堂”。当时中国只有三所女子学堂，女学生更是寥寥无几。“厦门女学堂”最早一期的十二名女生开创了福建女子教育的先河。女学堂的第一任校长打马字?马利亚是在厦工作了四十多年的牧师打马字的二女儿。

这所女学堂于1880年毁于火灾，后来重建于鼓浪屿田尾并命名为“田尾女学堂”或称“华旗女学”。不久以后，“田尾女学堂”又成立了一所学校，于1921年成为 “毓德中学”。1925年，寻源中学迁往漳州，毓德就接管了他们在东山仔顶的房产。到了1934年，毓德的小学部有女生299名，中学部则有254名。后来，毓德没有继续办下去，但毓德的教育事业却在海外、如菲律宾等有华人聚居的国家得到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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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约翰 ——鼓浪屿现代运动先驱 John Ma -- Pioneer Coach of Modern Chinese Sports
从毛泽东一生对健康的高度重视就可以想像（他72岁时还横渡两英里宽的长江！），他一定很欣赏鼓浪屿人马约翰——中国的第一位体育教练和运动先驱

毛泽东的体育观
“吾国学制，课程密如牛毛……”[因为没有体育锻炼]……“儿童缘读书而得疾病或至夭殇者有之矣，……学者以运动为可羞也。以愚所考察，此实为不运动之大原因矣。夫衣裳襜襜、行止于于、瞻视舒徐而夷犹者，美好之态，而社会之所尚也。忽尔张臂露足，伸肢屈体，此何为者邪？宁非大可怪者邪？” 毛泽东《体育之研究》（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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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约翰 (1882-1966)家住鼓浪屿漳州路58号，5岁丧母、7岁丧父，和他哥哥相依为命，过着艰苦的生活。在他十三岁那年，亲戚和朋友资助他上了“福民小学”。22岁那年，他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的预科班，29岁毕业，获得医学学位。
年轻的马约翰经常游泳、爬山，这些锻炼造就了他一副健壮的体魄，使他成为学校的足球、游泳、网球、棒球和田径队主力。马约翰在参加上海Y.M.C.A.举办的万国田径运动会时表现出了坚强的意志。有一位日本赛跑选手起初一直领先他十来码，态度骄矜。这激起了马约翰的愤慨，他拼尽全力，奋起直追，最终赢得比赛，而且把那个日本人远远地甩在50码以外。

马约翰所学的专业是医学，但他认为，达到健康的关键是防病而不是治病，因此他投身于体育教育。在美国进修课程后，他取代一个美国人，担任清华大学的体育部主任，带领学生创造了20项国家田径纪录，超过前任美国人的纪录。但是大学校长罗家伦却认为不需要一个“嬉闹游戏的教授”，因此把马约翰从教授降为教练。

马约翰没有泄气。第二年，清华大学足球队获得了华北足球赛冠军。足球队凯旋归来时，欣喜若狂的学生们抬着马约翰进入校园。庆祝活动之后，罗校长又将马约翰恢复为教授。

临解放时，许多人劝马约翰离开北京。他却说：“不论我们有什么样的政党和社会，体育都是必要的。”马约翰留在了清华，很多人也以他为榜样。马约翰的一生促进了中国体育的崛起。1966年他去世后，他的家人继续从事体育事业。

马约翰的儿子马启伟曾是一名得过冠军的排球选手，当过北京体育学院院长。马约翰的女婿牟作云是前国家篮球队队员，参加过1935年柏林奥运会，曾长期担任中国篮球协会主席。

卢戆章——拼音和标点之父 / Lu Zhuangzhang--Father of Pinyin

“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 魯迅, 1936 / “If characters don’t perish, China must perish!” Lu Xun, 1936

自从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于1605年出版了《西字奇迹》，学者们就开始讨论汉字的未来。方以智（1611-1671）等人曾抱怨汉字太多太繁杂。然而，在深受传统束缚的中国，改革汉字却比汉字本身还要复杂。因此，200年过去了，却不见有任何实质性的改革尝试。
宋恕 （1862-1910）曾为中国的高文盲率，尤其是妇女的文盲率（他估计40000名妇女中只有1人识字）而叹息。宋恕写道：
“只有那么少的人识字，人民如何从他们的深重苦难中解放出来呢？现在，我们必须赶超日本，为发展教育颁布政令。”

宋恕很推崇日本的假名3——简便音节构成的拼读写系统，竭力主张中国人也应先学拼读系统再学写字。然而，今天我们所知的罗马字母拼音，实际上竟是由一位厦门人发明的。
当你从沙滩沿着小路往安献堂上行时，如果留意脚底的花岗岩，你就会发现上面刻着标点符号、字母和拼音！这些有规律的雕刻是给卢戆章（1854-1928）的一份不同寻常却又恰如其分的献礼。
卢戆章是同安人，在新加坡学习英语，于1928年返回鼓浪屿定居，帮助一位英国传教士编篡《英华字典》。
和别人一样，卢戆章也为可悲的中国高文盲率而忧虑，并且花费一生的时间和精力寻求改革。他记起年轻时传教士们所讲的罗马式闽南语，从中获得灵感，发明了第一张可以为中文注音的罗马式字母表。他撰写的《一目了然初阶》介绍了这张字母表，这也是第一本由中国人撰写的，介绍适合中国人使用的中文拼音体系的书。这位“拼音之父”还发明了汉字的标点符号（当时还没有呢！），并鼓励用水平方向书写代替直行书写（即便是今天，还可以在一页报纸上看到有的汉字从左到右，有的从右到左，还有竖直成行的！）Back to top

安息日会的美华学校 / 7th Day Adventists Sino-American School 相对于其他进入厦门的教会，安息日会算是来得晚的了（是因为他们等到安息日才来的缘故吗？）。 他们的工作始于N. P. Keh，此人原是个新教的牧师。1905年W.C. Hankins 也加入安息日会。1906年， Keh成为被安息日会任命为牧师的第一位中国人。
韩谨思?安利逊4，美国籍，1873年出生于丹麦。他在科罗拉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于1905 年来到中国。他和妻子在泉州路租了一所房子地创办起“育粹小学”，后改名“美华小学”，不同寻常的是，校长居然是中国人。
如同多数的安息日会传教士，韩谨思?安利逊经济上并不宽裕。他于1910年在美国领事馆的帮助下，低价购得了黄姓族人在五个牌的地皮。富于创业精神的两口子创办了农场和牛奶场来为他们的学校提供经济来源，也作为供学生勤工俭学的一个项目。安利逊太太既教英语又经营牛奶场，经过几十年的省吃俭用，1934年，夫妻俩终于攒足了钱在鸡山路18号建起了漂亮的花岗岩三层楼“美华女学”。
现在，这座被称为安献堂（意为“安利逊的礼物”）的建筑物是鼓浪屿唯一完全以花岗岩条石砌成的三层方块建筑，现在是“基督教厦门美华老人疗养院”（详见“鸡山路”一章）。
1938年，“美华女学”并入“美华三育研究社”，只设英语、汉语和算术三门功课，二战爆发后停办。
解放后，安献堂被“康泰小学”用作校舍，后改名为“工农小学”。

Back to top 林文庆博士（1869—1957）—“新加坡贤哲”/ The Sage of Singapore
鲁耶尔 吉卜林说，东、西方永远碰不到一块儿。然而，厦门大学的第二任校长林文庆博士却能将这二者融会贯通。中外人士一致推崇他为 “新加坡贤哲”。厦门大学的创始人陈嘉庚评述林文庆时写道：“（他）能通西洋物质之科学兼具中国文化之精神。”
林文庆最早就读于福建会馆，而后升入莱佛士学院，成为获得女皇奖学金的第一个中国人。后来在爱丁堡大学学医，获得最高荣誉。正当西方人钦佩林文庆时，爱丁堡大学的中国人却因林文庆糟糕的汉语笔头和口头而对他嗤之以鼻。根据某些资料所说，英语仍是他最强的语言。1926年他在厦大做演讲时还不得不靠人翻译呢！但我们知道，他至少懂得粤语和闽南语。
1905年，林文庆开了一家为娼妓治病的私立医院，并创立了“反鸦片社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父亲和出生于中国的祖父竟都是种鸦片的）。林文庆善于经营生意，尤其在橡胶、船运和银行等行业收入颇丰。他还参与创立“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作为华人金融家先驱，他和黄奕住合资创建“和丰银行”和“华侨银行”。中国人和西方人都推崇这位贤哲的智慧。他当过英国立法院顾问及中国顾问团顾问，出席过1902年爱德华七世和1911年乔治五世的加冕典礼。林文庆在一战期间表现出色，为威尔士王子救济基金和购置战斗机筹款，于1918年获得大不列颠帝国勋章。
1900年，林文庆参与创立“海峡英籍华人公会”，两次当选为该会主席。他还创办了“华人Chinese Philomatic社团”，开展中文、西方音乐和英国文学等学科的学习活动，还创办了“新加坡华人女子学校”。也许是由于他本人汉语学得不理想，他竭力主张华人应从小开始学习汉语，甚至在自己家里组织汉语学习班。
从1921年到1937年，林文庆担任厦门大学校长。卸任后返回新加坡，却落入日本人之手，深受磨难。日本人拷打他的妻子，逼他为他们做事。1949年，他成为“中华社团”的第一任主席，一直到1957年元旦他去世为止。他将五分之三的房产捐给厦大，鼓浪屿笔架山的房子也在捐赠之列。那座老房子如今已经破旧不堪了，但因其主人曾经谋求改善海内外华人的生活，它在对林心存感念的人们心中仍占有特别的位置。

一个外国人眼里的林博士
(《绿姜根》 Averil Mckenzie，1920年代鼓浪屿居民)

“一年前，林文庆博士被任命为厦门大学校长。尽管他是爱丁堡大学的医科毕业生，他已不再行医了，但仍像以前那样，一年当中他还是有一段时间在新加坡度过。也正是在新加坡，我第一次见到他和他太太。在鼓浪屿，他家拥有一座舒适的房子，坐落在岛上一制高点的花园里。我们到达后过了几天在那儿吃了一次饭。林家的友谊延续至今，所以我无法准确回忆起那天我们都谈了些什么。我记得，存放在一楼的各种英文藏书已被蟑螂咬出碎屑，也被蠹虫蛀过，就像我们所有的书那样，只不过因主人经常翻阅而显出生气。在高处，白色窗帘在白光中轻快地飞扬。林太太仪态典雅，乌黑的头发与白墙形成鲜明的反衬。还有，我错将辣椒酱当作番茄酱吃了一大口，痛苦不堪。”
“林博士长得矮矮壮壮，一对棕色的大眼睛流露着温和的神情。但他在诸多领域却是个斗志旺盛的斗士。在担任中国政府内务部医学顾问和北京医院总监时，他坚持用西方的卫生保健观念来反击愚昧和迷信团体。除此之外，他还在一些与他的专业无关的领域为坚持真理而进行斗争。其中一项是反对留辫子。在这一点上，他并不孤立。但我们觉得，林文庆作为一个福建人，这样做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因为，在郑成功和他的支持者们1683年失利以后的两百多年里，福建的父老乡亲被迫‘满人化’、留长辫，他们将这意味着被异族统治的标志物盘在头上，包裹在头巾里。”
“林博士游历各地，既为开阔自己的眼界，也为扩展别人的视野……作为一个极力推广国语的倡导者，他奔赴爪哇，向那里的华人学校宣传国语的种种好处。他被公派到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出席医学会议时，和他太太游历了欧洲。他是第一个力促马来亚的华人种植橡胶的，他也时刻准备探讨朋友或书本所提供的新思想。他说，读书和交友如一把扇子，可以使思想的火苗燃烧得更亮堂。以我作为一个欧洲人看来，他具有一种拉丁式的热情。我猜想，孙逸仙选择他作为机要秘书兼医官，不单是看重他的医学技能，同样也器重他追求真理的那份渴望。他关心国人的未来，从未轻视自己国家的历史及其世代传承的民族哲学。他出版过诸多关于儒家思想的书。在我们认识几年后，我曾打算为他的译作古诗《离骚》雕刻一幅卷首插图。[在我写完这章后不久，林博士在新加坡去世，享年8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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